陈玉玲：预防医疗纠纷比事后处理更有效

□本社记者 李卓谦

□实习生 董兵

在陈玉玲看来，对于医疗纠纷，从《条例》名称包含的“预防和处理”来看，预防永远比事后处理来得有效。

“《条例》第1条明确其立法目的是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、维护医疗秩序、保障患者安全。因此，《条例》的实施应当以提高医疗安全为主要目的，其次是有效解决医疗纠纷。”陈玉玲说。

当前医疗纠纷多发生在患者或者其家属对疗效不满意、发生医疗损害风险之时，医护人员以手术治疗风险无法避免为由推卸责任，而患方以发现的诊疗瑕疵、手术同意书不真实等为由主张医疗损害赔偿。

陈玉玲介绍说，根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执业医师法》《侵权法》等法律规定，手术和创伤性检查都要求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。医护人员必须将拟实施的手术检查的名称、风险、获益、替代疗法等内容以患者理解的方式讲明白，让患者和家属了解情况，取得患者真实同意。

然而，医疗实践中，有的患者听不懂也不敢有异议，不签字就不能获得手术机会，患者和家属在医院格式化的知情同意文书中签字后，甚至还未进行手术就被要求将术后文件一并签署，知情同意法律制度的实施流于形式主义。患者及其家属对手术方案、风险和预后几乎不了解，处于未知、担心之中，自然会将焦虑、不满转移到医护人员身上，一旦诊疗风险发生，必然产生医疗纠纷。

发生北大妇产科医生被打事件之后，医师协会、医院集体发声表达关切，此事件持续为社会关注。

陈玉玲认为，医疗纠纷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，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。就普通民众而言，普遍存在医药费负担过重的担心。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有限，医药费年年高涨，患者在诊疗中处于被动和知识缺乏的弱势地位。就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而言，大型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，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多看诊，医患沟通时间压缩至极，医院和医护人员夹在体制与患者之间超负荷工作，在个人能承受的压力弹性范围内，为求自保采取防御性医疗。

“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只是处于解决医患矛盾的末端，预防医疗纠纷发生，首先要切实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和医疗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，否则类似案件还会发生。”陈玉玲说。

她建议，落实条例的实施制度，首要从预防医疗损害风险做起，医疗机构应加强十八项医院核心制度的实施和检查，尤其着重于医疗风险的预防措施落实与患者的沟通工作。医疗纠纷中，涉及医疗损害专业鉴定的，坚持同行人评议原则。建立多部门合作共治平台，将医疗纠纷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。建立医疗损害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，对于风险责任能力不足的医疗服务机构和人员，通过执业资格许可制度与责任保险联合机制，落实医疗损害赔偿的资金来源。

《条例》第22条规定，发生医疗纠纷，医患双方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：（一）双方自愿协商；（二）申请人民调解；（三）申请行政调解；（四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。

陈玉玲说，通过这一条就能看出，在多种处理医疗纠纷的途径中，首选途径是双方自愿协商沟通。

第17条明确了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制，对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提出的咨询、意见和建议，应当耐心解释、说明，并按照规定进行处理；对患者就诊疗行为提出的疑问，应当及时予以核实、自查，并指定有关人员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沟通，如实说明情况。

第18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投诉接待制度，设置统一的投诉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在医疗机构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解决途径、程序和联系方式等，方便患者投诉或者咨询。

在陈玉玲看来，这两条规定，是对于医疗机构已有实践做法的肯定。

“医生未能就患者剖宫产要求进行耐心沟通，不能成为患者实施暴虐行为的借口。”陈玉玲认为，医院是公共场所，与火车站、酒店、商场、学校等其他公共场所一样，对于在公共场所实施恶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人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和程序、裁量基准实施处罚。

陈玉玲告诉记者，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的医疗机构都建立了“医患沟通办公室”，配备专业人员处理医疗纠纷。东南大学医事法专业的毕业生，很多是在医院医患沟通办公室从事医疗纠纷协商与处理工作。